11/21 〈歷史與記憶專題〉 課堂雜記
簡述：本專題課為歷史系專任助理教授 藍適齊老師 開班授課
從這學期選修這堂歷史系的專題課程後，著實使我在生活上接觸的不同科門間，建立了對事件背後的記憶基礎與歷史脈絡的敏銳感。除了東南亞移工在台灣認同感之於後殖民之背景的鍵結，還有如近期在楊昊老師課堂上，接收的東南亞國際政策新知。族群的認同建構在集體（collective）記憶之上，而集體記憶的分化以及遺忘的操作，就結果論而言，可以形塑一個新的、繼承以往同時開啟新的對立面的族群分類。 今天的文本試討論〈由誰來書寫歷史？中日韓三國高中歷史教科書中爭議性歷史事件的敘事與啟示〉，該文的作者為李涵鈺，刊登於《教師專業研究期刊》，2004年第八期，頁53-84。首先就中日韓三國的國家官方版本教科書進行分述，中國選用人民教育出版社之普通高中歷史科、日本選用山川出版社普通高中歷史科、韓國選用未來出版社之普通高中歷史科，最後提舉《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又稱為共構版），耗費近十年時間不停開會討論，由53人編撰，民間出版而非官方提供給予學校的教科書版本，不同主題由不同國家的編寫委員主筆，主要性質在於輔助國家版教科書之不足與囿限。
文本列舉南京大屠殺、對韓三一運動之評價、日韓合併及原子彈轟炸之於三國之意義進行事件論述分析，作者在結論處提出，三國共構版試圖擺脫國家版的官方一言堂，建立一個更貼近民眾歷史觀點與民眾主體地位的歷史書寫。而在共構版中，試圖提出一個「重新記憶」的方式，別於各國國家版本中，透過受害與迫害之記憶與修辭用語，強化閱讀者的我群意識以及戰爭經驗。當然，教科書在教育現場作為一個被動性的文本，其目的必須盡可能地提供一個全面、客觀的資訊補述，提供前兩個層次的技能與認知功能，再由現場具主動性的教育者提供情意的引導與啟發。每每提到教育現場，便不禁回想至高中三年在曉明女中的歷史教育，經過兩位歷史老師，感念高一二的曾老師在教科書之外竭力地在課堂前便在黑板抄上滿滿的筆記，補充其他重要的細節和課外書籍內容，讓我前兩週再翻回高中歷史課本時，回憶起當時並沒有完全接受課本內容，嘗試辨認，可見教育現場教學者努力的成果。
課中印象深刻的兩次討論為：
（ㄧ）共構版本可以更臻完美之處及其價值
在第一個討論中，我得出的結論是，我們終究無法對於被動的文本寄予過多期望和要求其內容的客觀豐足，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委員會嘗試提出比較研究，試圖在這樣共同建構的歷史記憶中使不同的集體，漸漸地趨向一個共有的記憶，並且在這個趨向之中，邁向一個可以建立共識的基礎，讓國與國之間的歷史語境、國際政策討論以及民間的文化交流，得到一個更容易溝通的背景與提高這之間的同質性與可能性。 可以清楚看見這樣的討論上，是難以擺脫國族主義的論述，而在這樣的論述之外，是否因為共構版的建立，提供在國家版的層次上更高的可能呢？提供新的觀點，更基礎的來說是，讓閱讀者（差點打成我們，不，這個共構版裡面並沒有筆者的我們）看見不太可能認識到的另外國家的史觀，是具有無法否認的價值的。在共構版中，就內容而論，仍有其過度強調和刻意遺漏之處；例如在南京大屠殺的書寫中雖然利用日本士兵日記的史料強化了民眾在事件中的位置，然而卻沒有闕漏了中國人教版對於事件傷亡更詳盡的敘述，是刻意遺漏還是這樣的敘述沒有提供南京大屠殺更全面的認知，這有待商榷。但同時顯現出共構版的極限，在於儘管透過民間學術團體開會討論，這之間仍有明顯的國家政治角力影響，挖空事件敏感與爭議之處，直接以缺漏的方式使爭議真空，而真空處的再詮釋便仰賴教育現場的教育者。共構版是否真的補充了國家版的補足，我想在不同的國家立場以及事件上，程度會有很大的落差。
（二）教科書的目的
第二個討論比較衝突的是，同學援引另一篇文章（註）中，德國在戰後歷史教科書書寫的歐洲化，透過開放與歐洲他國的討論讓德國在國際地位上更向歐洲靠攏。這一方式無法套用在日本上的討論很多，也很容易理解，德國向歐洲靠攏之於日本向亞洲靠攏本質上已經不是同一種論述。但從那一篇文章延伸而出的是，教科書的編寫作為一種國際政治策略，成為一個編寫記憶的集體與另一個集體交涉互動的過程與工具。在上一個討論及課堂文本的結論中，都歸咎於教育現場教育者的重要性是大於教科書和課綱本身的。那如果課綱，僅是作為一種國家主導文本的政治策略，比對那時教長吳思華等人的堅持，便不只是恐怖而是令人無力的，同時看見台灣的教育如何仰仗教育者而教育者的篩選機制又是何等僵化。坦白說，我認為共構版的價值在於，他同時作為一種策略工具，卻又在教育現場提供了真正的補述，儘管無法完全持平而論，仍有其價值。不論教育者是否在情意層面給予學生更多的啟示，《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本身某種程度上便達到他輔助的目的，這是正面的、有其積極性存在的。 （註：Laura Hein and Mark Selden, “Citizenship and Memory in Japa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最後回到台灣，台灣被排除在這樣重新建構出的集體記憶之外，舉對韓三一運動之評價，在這部近現代史裡是見不到同時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在這之間的作用和意義的，台灣在此時不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不是東亞的成員，同時被排除在東亞三國之外的同時，我們亦將東南亞排除在己之外，台灣究竟是孑然一身地自顧自獨立了，還是在亞洲歷史記憶的遺忘邊緣？這堂課的討論每每到最後，結論都是泛著一種淡淡的哀傷。在我的認知裡，我們正處在一個遺忘邊緣的集體裡，而且同時，我們對於自己的集體記憶沒有認知，在課綱論戰中我們最終仍淪為國際策略中的一個棋子。台灣人不認識自己是誰，記憶不成立，我們正在忘記自己。 於此同時，電影的敘事顯得溫柔而多情，《超級大國民》、《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等等，都用一種最軟最緩的方式，讓我們記得一些在這個地方發生的故事（以一種文學性的敘事），他的故事主體是民眾，他的敘事者是民眾，他的目標也是民眾。但我們時常輕忽電影的能力，輕忽那樣的電影的誕生究竟根基於什麼樣的歷史社會脈絡。
後記：
上次跟韋聿聊到在歷史系待越久，越寫不出東西，因為很擔心自己的字句之間太多沒有根據的缺失，會讓整個論述失衡。但看電影對我來說一直是一種比較傾向於享受的事情，我看得遠比系上許多同學少，看的時候亦太多情，於是對於電影的理解常常犯於直覺性。也想學習楊昊老師，從最青澀的方式開始，練習寫寫自己所學與觀點。
從這學期選修這堂歷史系的專題課程後，著實使我在生活上接觸的不同科門間，建立了對事件背後的記憶基礎與歷史脈絡的敏銳感。除了東南亞移工在台灣認同感之於後殖民之背景的鍵結，還有如近期在楊昊老師課堂上，接收的東南亞國際政策新知。族群的認同建構在集體（collective）記憶之上，而集體記憶的分化以及遺忘的操作，就結果論而言，可以形塑一個新的、繼承以往同時開啟新的對立面的族群分類。 今天的文本試討論〈由誰來書寫歷史？中日韓三國高中歷史教科書中爭議性歷史事件的敘事與啟示〉，該文的作者為李涵鈺，刊登於《教師專業研究期刊》，2004年第八期，頁53-84。首先就中日韓三國的國家官方版本教科書進行分述，中國選用人民教育出版社之普通高中歷史科、日本選用山川出版社普通高中歷史科、韓國選用未來出版社之普通高中歷史科，最後提舉《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又稱為共構版），耗費近十年時間不停開會討論，由53人編撰，民間出版而非官方提供給予學校的教科書版本，不同主題由不同國家的編寫委員主筆，主要性質在於輔助國家版教科書之不足與囿限。
文本列舉南京大屠殺、對韓三一運動之評價、日韓合併及原子彈轟炸之於三國之意義進行事件論述分析，作者在結論處提出，三國共構版試圖擺脫國家版的官方一言堂，建立一個更貼近民眾歷史觀點與民眾主體地位的歷史書寫。而在共構版中，試圖提出一個「重新記憶」的方式，別於各國國家版本中，透過受害與迫害之記憶與修辭用語，強化閱讀者的我群意識以及戰爭經驗。當然，教科書在教育現場作為一個被動性的文本，其目的必須盡可能地提供一個全面、客觀的資訊補述，提供前兩個層次的技能與認知功能，再由現場具主動性的教育者提供情意的引導與啟發。每每提到教育現場，便不禁回想至高中三年在曉明女中的歷史教育，經過兩位歷史老師，感念高一二的曾老師在教科書之外竭力地在課堂前便在黑板抄上滿滿的筆記，補充其他重要的細節和課外書籍內容，讓我前兩週再翻回高中歷史課本時，回憶起當時並沒有完全接受課本內容，嘗試辨認，可見教育現場教學者努力的成果。
課中印象深刻的兩次討論為：
（ㄧ）共構版本可以更臻完美之處及其價值
在第一個討論中，我得出的結論是，我們終究無法對於被動的文本寄予過多期望和要求其內容的客觀豐足，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委員會嘗試提出比較研究，試圖在這樣共同建構的歷史記憶中使不同的集體，漸漸地趨向一個共有的記憶，並且在這個趨向之中，邁向一個可以建立共識的基礎，讓國與國之間的歷史語境、國際政策討論以及民間的文化交流，得到一個更容易溝通的背景與提高這之間的同質性與可能性。 可以清楚看見這樣的討論上，是難以擺脫國族主義的論述，而在這樣的論述之外，是否因為共構版的建立，提供在國家版的層次上更高的可能呢？提供新的觀點，更基礎的來說是，讓閱讀者（差點打成我們，不，這個共構版裡面並沒有筆者的我們）看見不太可能認識到的另外國家的史觀，是具有無法否認的價值的。在共構版中，就內容而論，仍有其過度強調和刻意遺漏之處；例如在南京大屠殺的書寫中雖然利用日本士兵日記的史料強化了民眾在事件中的位置，然而卻沒有闕漏了中國人教版對於事件傷亡更詳盡的敘述，是刻意遺漏還是這樣的敘述沒有提供南京大屠殺更全面的認知，這有待商榷。但同時顯現出共構版的極限，在於儘管透過民間學術團體開會討論，這之間仍有明顯的國家政治角力影響，挖空事件敏感與爭議之處，直接以缺漏的方式使爭議真空，而真空處的再詮釋便仰賴教育現場的教育者。共構版是否真的補充了國家版的補足，我想在不同的國家立場以及事件上，程度會有很大的落差。
（二）教科書的目的
第二個討論比較衝突的是，同學援引另一篇文章（註）中，德國在戰後歷史教科書書寫的歐洲化，透過開放與歐洲他國的討論讓德國在國際地位上更向歐洲靠攏。這一方式無法套用在日本上的討論很多，也很容易理解，德國向歐洲靠攏之於日本向亞洲靠攏本質上已經不是同一種論述。但從那一篇文章延伸而出的是，教科書的編寫作為一種國際政治策略，成為一個編寫記憶的集體與另一個集體交涉互動的過程與工具。在上一個討論及課堂文本的結論中，都歸咎於教育現場教育者的重要性是大於教科書和課綱本身的。那如果課綱，僅是作為一種國家主導文本的政治策略，比對那時教長吳思華等人的堅持，便不只是恐怖而是令人無力的，同時看見台灣的教育如何仰仗教育者而教育者的篩選機制又是何等僵化。坦白說，我認為共構版的價值在於，他同時作為一種策略工具，卻又在教育現場提供了真正的補述，儘管無法完全持平而論，仍有其價值。不論教育者是否在情意層面給予學生更多的啟示，《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本身某種程度上便達到他輔助的目的，這是正面的、有其積極性存在的。 （註：Laura Hein and Mark Selden, “Citizenship and Memory in Japa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最後回到台灣，台灣被排除在這樣重新建構出的集體記憶之外，舉對韓三一運動之評價，在這部近現代史裡是見不到同時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在這之間的作用和意義的，台灣在此時不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不是東亞的成員，同時被排除在東亞三國之外的同時，我們亦將東南亞排除在己之外，台灣究竟是孑然一身地自顧自獨立了，還是在亞洲歷史記憶的遺忘邊緣？這堂課的討論每每到最後，結論都是泛著一種淡淡的哀傷。在我的認知裡，我們正處在一個遺忘邊緣的集體裡，而且同時，我們對於自己的集體記憶沒有認知，在課綱論戰中我們最終仍淪為國際策略中的一個棋子。台灣人不認識自己是誰，記憶不成立，我們正在忘記自己。 於此同時，電影的敘事顯得溫柔而多情，《超級大國民》、《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等等，都用一種最軟最緩的方式，讓我們記得一些在這個地方發生的故事（以一種文學性的敘事），他的故事主體是民眾，他的敘事者是民眾，他的目標也是民眾。但我們時常輕忽電影的能力，輕忽那樣的電影的誕生究竟根基於什麼樣的歷史社會脈絡。
後記：
上次跟韋聿聊到在歷史系待越久，越寫不出東西，因為很擔心自己的字句之間太多沒有根據的缺失，會讓整個論述失衡。但看電影對我來說一直是一種比較傾向於享受的事情，我看得遠比系上許多同學少，看的時候亦太多情，於是對於電影的理解常常犯於直覺性。也想學習楊昊老師，從最青澀的方式開始，練習寫寫自己所學與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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