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 是枝裕和,〈宛如走路的速度〉雜感
李文祺譯(新北:無限出版社,2014)
上週跟著畢製的關鍵人到台中側拍他的演講內容,他在他「天國的旅行箱」的分享中提到一支家庭紀錄片,預告中雖然強調由故事主角的女兒掌鏡,然卻不能忽視監製人正是是枝裕和,他在偶然機會看到這些影帶,決定要讓這支紀錄片能夠於戲院上映。
那部紀錄片叫做《多桑的待辦事項》,習慣將自己的生活排列組合成代辦事項的日本爸爸,在預告片裡一句「日本就是靠上班族撐起來的呀」可愛得惹人發笑。故事圍繞在他即將享受退休生活時,得知罹癌的噩耗,於是開始寫起他身後的待辦事項,被女兒砂田麻美用鏡頭細細的記錄下來。有的影評說,這是一部告訴你如何在人生額度用完之前,樂觀地面對死亡。
是枝裕和在這本隨筆集裡提到,在一個法國小型電影展中,曾經有人對他說:「一般都說你是為關於死亡與記憶的創作者,但我不這麼認為。你有沒有發現,你更常描述的是『後來留下的人』嗎?」《海街日記》裡的姊妹們是被「父親的死亡」留下的人;《比海還深》的阿部寬和樹木希林也在他們的颱風夜裡,以複雜的滋味體會著「父親的死亡」留下的餘味,無論是對自己婚姻感到既視感的無力、樹木希林在夜裡的話語,還是阿部寬那樣一跛一跛的生活足跡;《橫山家之味》裡的母親一樣,被描繪著不知如何活下去的境況。每每遇到死亡最令人猝不及防的是,我們從來都無法好好提前做好在誰死去後的生活該怎麼過的心理準備,那樣的況味不能被寫進待辦事項裡等待被完成,只能在挖空的《後日》,每日的調整和再面對。
在書中〈關於喪〉的隨筆裡,是枝裕和寫道他在長野縣一所小學進行三年的採訪,當時伊那小學春班飼養了一頭從牧場借來的母牛,在一次生產中因母牛早產,小牛出世時身體已經冰冷。但他們仍然必須每天擠奶,在「服喪期間」所寫的詩和文章如:
擠擠擠
發出令人愉快的聲音 今天也來擠奶 儘管悲傷,還是要擠奶
精神科醫師野田正彰的著作《服喪》有一句描述:「人在服喪中也可能具有創造性」,不禁令我思索,是枝裕和認為他創作堅持於「喪失」而非「死亡」,出發自這樣的小詩。但場域移至台灣,在我們經歷過的儀式與死亡面前,我們如何去縫補「面對死亡」和「面對喪失」這之間的斷層?我們要將他人的死亡直譯成我們生命的喪失,還是企圖在死亡儀式中給予我們的啟示更健全活著的目的。但那樣的儀式,真的是我每天在殯儀館中看見的那樣嗎?電子輓聯、花簇、童男童女、浮誇到不行的司儀。
回想起拍攝的關鍵人一直企圖討論的問題是,在生前先準備我們自己的天國旅行箱,也就是在死後討論儀式究竟辦給亡者還是生者的課題前,先將主控權握回自己手裡。這不是單純「生前契約」所建立的權利關係,而是能夠期望在不久的以後,如日本現在的「終途手冊」,有一天我們願意在離死亡彷彿遙遠的今日寫下對生者的交代、對人生的眷戀,才不會在最後一刻,被後悔推就著,才接著感知到失去,最後建構成我們對死亡的想像。
那部紀錄片叫做《多桑的待辦事項》,習慣將自己的生活排列組合成代辦事項的日本爸爸,在預告片裡一句「日本就是靠上班族撐起來的呀」可愛得惹人發笑。故事圍繞在他即將享受退休生活時,得知罹癌的噩耗,於是開始寫起他身後的待辦事項,被女兒砂田麻美用鏡頭細細的記錄下來。有的影評說,這是一部告訴你如何在人生額度用完之前,樂觀地面對死亡。
拍的畢製關於死,於是前前後後在儀式現場、在家屬身後、在文本與老師面前試著討論「死」在我認知中的模樣。一直企圖用鏡頭去訴說的是,台灣人對於死的懼怕,在各式宗教混雜的儀式上、在安寧病房或是臨終家人面前、在家人走後時常是妥協與怯懦的,因為我們太少去思考「死」的概念。當鏡頭訴求的是尖銳和直視時,在我心裡最明顯的衝突是它是建立在悲傷上面的,那樣的悲傷具象化後是一個個哭泣的面容。
是枝裕和在這本隨筆集裡提到,在一個法國小型電影展中,曾經有人對他說:「一般都說你是為關於死亡與記憶的創作者,但我不這麼認為。你有沒有發現,你更常描述的是『後來留下的人』嗎?」《海街日記》裡的姊妹們是被「父親的死亡」留下的人;《比海還深》的阿部寬和樹木希林也在他們的颱風夜裡,以複雜的滋味體會著「父親的死亡」留下的餘味,無論是對自己婚姻感到既視感的無力、樹木希林在夜裡的話語,還是阿部寬那樣一跛一跛的生活足跡;《橫山家之味》裡的母親一樣,被描繪著不知如何活下去的境況。每每遇到死亡最令人猝不及防的是,我們從來都無法好好提前做好在誰死去後的生活該怎麼過的心理準備,那樣的況味不能被寫進待辦事項裡等待被完成,只能在挖空的《後日》,每日的調整和再面對。
在書中〈關於喪〉的隨筆裡,是枝裕和寫道他在長野縣一所小學進行三年的採訪,當時伊那小學春班飼養了一頭從牧場借來的母牛,在一次生產中因母牛早產,小牛出世時身體已經冰冷。但他們仍然必須每天擠奶,在「服喪期間」所寫的詩和文章如:
擠擠擠
發出令人愉快的聲音 今天也來擠奶 儘管悲傷,還是要擠奶
精神科醫師野田正彰的著作《服喪》有一句描述:「人在服喪中也可能具有創造性」,不禁令我思索,是枝裕和認為他創作堅持於「喪失」而非「死亡」,出發自這樣的小詩。但場域移至台灣,在我們經歷過的儀式與死亡面前,我們如何去縫補「面對死亡」和「面對喪失」這之間的斷層?我們要將他人的死亡直譯成我們生命的喪失,還是企圖在死亡儀式中給予我們的啟示更健全活著的目的。但那樣的儀式,真的是我每天在殯儀館中看見的那樣嗎?電子輓聯、花簇、童男童女、浮誇到不行的司儀。
回想起拍攝的關鍵人一直企圖討論的問題是,在生前先準備我們自己的天國旅行箱,也就是在死後討論儀式究竟辦給亡者還是生者的課題前,先將主控權握回自己手裡。這不是單純「生前契約」所建立的權利關係,而是能夠期望在不久的以後,如日本現在的「終途手冊」,有一天我們願意在離死亡彷彿遙遠的今日寫下對生者的交代、對人生的眷戀,才不會在最後一刻,被後悔推就著,才接著感知到失去,最後建構成我們對死亡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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